马克思主义哲学篇
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成功实践 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篇章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学者们认为，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有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是一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有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积累了宝贵经验，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学者们认为，新中国70年、五四运动100年的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真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篇章。
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指引着新时代中国在民族复兴征程上阔步前进，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学者提出，要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哲学基础，明确“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党为什么存在、党需要什么作为”等重大理论问题。有学者认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必须牢记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为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必须增强防风险能力和斗争本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学者提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时代。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一个“变”字，本质是世界秩序重塑，全球治理机制完善，主要表现是世界权力转移对象出现根本性变化，国际格局剧烈动荡，世界秩序出现坍塌的危险，世界正面对大调整、大变局要素的比拼前所未有，国家治理机制、手段和执行力的比拼成为主导变局走向的主要因素。我们应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变局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只要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各种敌对势力对中国西化、分化的图谋就不会改变；中国离民族复兴目标越近、离世界舞台中央越近，敌对势力越会想方设法攻击抹黑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加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渗透，加大策动“颜色革命”力度。“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战略，我们要做好防范和抵御西方“颜色革命”的长期准备，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重大贡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正确方向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世界上正视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有学者表示，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有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发展的历史必然，为解答“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
（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经济学篇
减少资源的错配 推动高质量发展
资源错配问题持续成为经济学界的重要话题。在资源错配的原因方面，有学者指出，国内市场逐步形成了上游国有企业为多寡头，下游民营企业为垄断竞争的“垂直结构”，这种市场结构使得下游民营企业存在进入不足的问题，导致了资源错配，降低了社会总福利。因此，未来的产业政策应该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减少垂直结构导致的资源扭曲。另一些学者指出，增值税多档税率会导致抵扣链条出现“低征高扣”和“高征低扣”现象，扭曲中间投入价格，由此造成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为此，应该尽量减少增值税的税率差异，最好是实行单一税率。还有学者认为，城市之间的资本配置扭曲是导致中国大中城市偏少、小城市数目过多的重要原因。如果消除资本配置扭曲，将使得社会福利提高38%，并伴随着50%的人口重新配置。此外，有学者运用企业数据进行估计，认为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空间仍然很大，未来10年里即使只释放出配置效率改善空间的一半也能保证每年3.85%的经济增长率，改革“红利”仍然十分丰厚。
改革生育和养老政策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有学者研究发现，过去40多年，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正效应正在消退，向负效应转变。因此，当前中国应尽快出台提高生育率的人口政策，以便优化人口年龄结构。多位学者注意到，养老金政策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有学者发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会激励职工提早退休。这意味着，中国应稳定养老金增长率，并适时推出渐进式延长退休年龄政策。还有学者指出，为了弥补养老金不足，可考虑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发现，从促进劳动力供给增长的角度看，划转的同时降低缴费率，并引导父母同等重视子女数量和质量，将有助于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也有学者认为，与延迟退休政策相比，人工智能可以较好地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来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提高中国出口地位
学者们对中美贸易摩擦高度关注，并提出了应对策略。有学者从贸易摩擦导致的不确定性入手，分析了贸易摩擦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适度地等待进入时机有助于提高后续出口的稳定性，但过度的等待会适得其反。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及时达成贸易协议，消解贸易摩擦，对两国企业的福利损失会较小，而错过最佳窗口期则会使两国企业利益受损。还有学者从舆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发现美国舆论环境恶化会促使美国进口贸易下降，但舆论环境趋好对美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加工程度越复杂、差异化程度越大的产品受到的负面舆论影响越大。
要减少中国在贸易摩擦中的负面冲击，关键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国际地位。诸多学者均发现，产业或区域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质量的重要渠道。至于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一是企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二是中国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显著推动了加工贸易的升级。三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拥抱数字经济 完善金融监管
互联网革命使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学者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渠道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应加强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监管，创新监管理念和监管手段。有学者梳理了我国新金融业态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发现出险前网贷平台普遍面临较大的资金流压力，而规模较大、利率异常的平台出险会加大网贷系统风险；网贷行业出险对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不确定性存在溢出效应，而舆情不是网贷平台出险的决定因素。因此，应重视新业态风险对正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和金融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并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制度、明确准入机制、大力发展监管科技并实行穿透式监管、加强对风险预警和缓释机制的建设。
（作者聂辉华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伦理学篇
诠释“新时代美好生活” 实现中国道路价值引领
美好生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愿景和向往，也是人类世代相续的梦想与追寻。新时代美好生活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命题，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独创性而展开的。有学者认为，正确阐释的美好生活必然是自主的生活、成功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有学者指出，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时代美好生活”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样态，它内在地包括了“人民主体，政党引领”的主体样态、“矛盾转变，供需融合”的发生样态、“劳动为本，共创共享”的实现样态与“理想同构，世界延伸”的外部样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只有扬弃“物的依赖性”并秉持“自由个性”的实践意旨，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方能完成向“人本身”的“复归”，实现对于中国道路的价值引领。有学者认为，立足当代中国境遇和接续人类精神谱系的新时代美好生活诉求，既有必然的现实逻辑，也有内在的哲学逻辑，其充分展开离不开这样三个维度：一是在本源维度中基于感性生活、德性生活与超越性生活的共生，守护美好生活的生成根基；二是在认知维度中聚焦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共在，重塑美好生活的观念认知；三是在价值维度中基于意义逻辑、价值尺度与品质境界的共显，映照美好生活的价值关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寻求共同的价值依归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应对国际复杂挑战、着眼于世界前途和人类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共同体，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当代人类对世界发展的国际道德价值判断和诉求，并彰显了当代人类增进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希望。它以强调“世界各国或人类命运与共”作为国际道德价值观念或国际伦理精神的核心，同时倡导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同生共荣、同进同退五种国际伦理意识。当今世界强有力的伦理整合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基础。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构建，有学者指出，我国提出的“公平正义”在方法论上是集体主义的，是破解个人利己主义“公平正义”价值疑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方法。也有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爱国主义思想的生命力、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
应对数据时代挑战 构建数据伦理规范
大数据技术具有强大的张力，给人类社会生产、交往活动及思维方式带来系统性、革命性的改变，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有学者指出，数据是人的第二肉身，数据时代隐私的核心是数据隐私，隐私危机的核心是数据隐私危机。人既是复数的存在，亦是单数的存在。无隐私则无人性陶冶、人格及其尊严。有学者则从“微观权力”的视角切入，认为数据对世界的“解蔽”是对人的“赋权”，“遮蔽”是对人的“祛权”。数据的“赋权”与“祛权”既体现在“同一主体”身上，也体现在“不同主体”之间。其结果会引起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原有的权力结构被打破，新的权力结构被建立。有学者认为，数据化催生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主张数据流最大化和信息自由是至善，其实质是从以人为本走向以数为本，用数本主义取代人本主义，从强调人的自由走向强调数据的自由，用数据主义取代自由主义。因此，为避免数据主义的弊端，应倡导人本主义数据伦理，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
审慎对待“人类增强” 维护人类根本尊严
“人类增强”是当今时代超人类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项浩大工程，它希望利用新科技改善或增强人的体能、智力、情感以及道德等方面，超越人类现有状态和限度，趋向后人类目标。基于人类增强在人类进化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提出了人类增强是否可以作为道德义务的疑问。对这一疑问，有学者认为人类增强的伦理学呼吁一种负责任的人类增强事业，只有作为一项负责任“事业”的人类增强才是我们应当去推进并接纳的道德义务。有学者则认为，人类增强虽不会侵犯人类直接来自物种的普遍尊严，但会通过破坏主体间性，给个体发展各种人类的典型潜力设置障碍，从而侵犯或威胁人的获得性尊严。在人类增强技术中，道德增强获得了更多学者的关注。道德增强是以生物医学为技术中介的一种全新的道德建构，用以实现道德主体对道德客体的自由驾驭。道德增强的交锋实质上是传统道德自然主义与道德非自然主义两派博弈的理论翻版，它把技术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引向深入，有助于人类探寻道德发展的新路径。
（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政治学篇
中国之治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之志
中国制度优势持续化为治理效能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许多政治学研究者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道路。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核心元素和鲜明特色包括“两导”（党的领导、国家主导），“三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四治”（法治、德治、共治、自治）。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是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必须坚持并加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中国之治，离不开中国之制；中国之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之志。同时，中国的各级政府必须在国家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即发挥政府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龙头牵引作用，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治理的成就源于治理观念变革、治理体系改革、治理政策变迁和治理行为调适。一个国家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其观念、体制、政策和行为方式的不断调试变化，正是这个国家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既强调不忘初心，又倡导与时俱进，这是中国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制度定型、保持制度定力、完善制度定向，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自近代以来的制度自卑，走进制度自信，走向制度自觉，取决于党的品格。党的初心使命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道德性，党的科学理论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党的群众路线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人民性，党的开阔胸襟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党的组织力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革命性。中国的制度优势之所以能够持续转换为国家治理效能，取决于党的领导制度。
中国政治学学科和研究格局基本形成
全力融入中国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之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政治学经历了建制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渐进演化，研究也不断精细化、科学化，已经基本形成结构合理、特点突出、适应国家需要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和研究格局。
有研究者指出，当前中国政治学健康发展最为关键的是要全力融入到中国的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研究者指出中国政治学下一个学术繁荣黄金时期的到来，必须实现“学术自主”“文化自觉”和“致用自觉”的有机统一，要激活中国理论的创新之源，唤回其经世致用之魂，使之更合理地回答中国问题，更有效地应对时代挑战。
研究者普遍认为，要用学术语言讲述中国政治，就要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熟读党史国史文献，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理解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潜心研究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善于从政治立场和政治角度看问题，时刻保持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
正确认识对待危机 不断革新治理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的几大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经济风险、科技风险、社会风险、外部环境风险、党的建设风险，并就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制定政策，防范风险应对挑战。风险往往具有意外性和破坏性，化解风险不仅要为事后危机的发生做好应对预案，而且也要为实施的政策和行为事先制定备选方案，必须警惕概率小而影响大的“黑天鹅”事件和概率大且影响大的“灰犀牛”事件。
有研究者指出，对待危机，一方面，要明白问题和危机很多时候是系统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机会和动力；另外一方面，要从治理的角度，提升制度化水平进行风险管控和危机应对。研究者指出，化解风险、防范危机的根本之道在于：首先，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机制，准确判断风险所在；其次，倡导不变性应变，即以不变应万变，建立完备有效、富有权威的法治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最后，创新性应变，即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治理方式。
有研究者指出，当前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政治中诸如极端宗教势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纷纷抬头，一些发达国家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措施。有研究者指出，政治风险防御要重点放在抵御“颜色革命”风险上，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一手构筑防范境外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的铜墙铁壁，一手铲除境内影响政治安全的土壤。
（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