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一种文化通过交流可以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让原来的文化得到启发，继而产生新内容。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世界各国的文化要实现共赢互通，就需要各国在充分把握自己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诠释，增强对其他文化的理解和包容，开展对话沟通，最终形成全球文化共同繁荣的局面。

中华文化提倡和而不同

中华文化历来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指不同因素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和六律才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个音符便不成曲调；都是同一个味道饭菜就不好吃。因此，把一样的东西简单加在一起，就不是真正的发展，更不是创新。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

公元前700多年的西周末年，一位伟大的中国思想家，太史伯阳父，首先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一重要思想。他指出，“和”是万物构成的规律，是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使相异的事物协调并进，达到“和”的境地，从而“年丰物富”。而“同”是无差别的单一事物的叠加，“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无差别、无竞争的结果只能是生机荡然。所以他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他进言郑桓公，凡从政务到事务，都应贯彻和而不同的原则，并预言西周行将灭亡，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即“去以直言进谏的正人，而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伯阳父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以他平他谓之和”。“以他平他”，就是不同事物互相比评、互相超越而达到新的境界。“平”意谓辨别、品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互识、互动。而无差别的简单相加，结果只能是衰败灭亡。

伯阳父的真知灼见后来被西方学者所认知。意大利理论家恩贝托·埃科1993年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时提出：“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他强调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要在中国寻找西方的“独角兽”，而是要来了解中国的龙。1999年他在讲演中又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好相通。

世界呼唤文化互通共存

我们发展中华文化，提高自身文化影响力，寻求的并非中华文化的单边统治，而是世界各种文化互通共存。

今天，文化互通共存已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这首先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全新的国际社会环境。原殖民地国家取得了独立地位后，面临着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任务，而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身份的重要因素。例如二战以来，马来西亚为强调其民族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莱文恢复为日常通用语言；等等。这说明当今文化并未因世界经济和科技全球化而趋同，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和反殖民主义大大促进了各种“统一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是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过去得到认可的逻各斯中心论、普遍规律论和大叙述模式都面临着挑战，后殖民时代显然为文化多样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20世纪以来，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从逻辑学范式过渡到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用浓缩的方法将具体内容抽空，概括为简约的共同形式，最后归结为形而上的某种绝对原则。许多这样的叙述结构结合成一个大叙述或大文本，体现着一定的规律、本质和必然。现象学范式研究的对象则不是抽象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本体。世界上存在的是一个个活生生、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个体，这些个体周围的一切都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现象学研究的是一个不断因主体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空间。过去，认知的开始是公式、定义、区分和推论，它叙述的是一个可信赖的主体如何去认识一个相对确定的客体，从而将它定义、划分、归类到我们认识论的框架之中。现象学范式的思维方式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它与主体原则相对，强调了他者原则；与确定性普适原则相对，强调了不确定的互动原则。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化上，就是强调从他者视角观察，而他者首先是不同于自我的、以差别为基础的对象。

此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和文化的丰富也为原来贫困地区的人们发展自身精神文化提供了条件。正是受益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人类的相互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一些偏僻地区、不为人知的少数族群文化也日益广为人知、得以发展。这吸引着更多人去关注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文化的特色和未来。加之，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人类所遭受的种种巨大精神创伤，使人类的文化自觉普遍提高，人们普遍期待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世界，这就呼唤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

在平等对话中共同发展

当然，文化上的差别共存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互不相干的。能使物“丰长”的“和”，首先是一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来新发展的“生成性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各说各话，也不是统一思想，它要求对话者各有其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有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然后才有条件在这个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由此可见，对话的目的不是融为一体，而是进一步发挥各自特长，也就是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

在人类寻求差别共存、互相尊重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必然大放异彩，为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中华文化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应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觉热爱，对他人文化的同情了解。唯有各种文化都这样做，才能产生互动和共鸣。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大潮中，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并弘扬自我。

（作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

《 人民日报 》（ 2016年07月18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