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清明
内容提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在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发挥社会科学功能、繁荣社会科学事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内涵与外延，回顾总结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历史演进及特点，并对其科学发展作了理性思考和前瞻研究。
关键词：社会科学 研究规划 回顾 展望
作者单位： 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重庆 400020
经过百年历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建设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体系。这个体系在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发挥社会科学功能、繁荣社会科学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党和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视与关注。厘清和明晰其内在涵义，回顾和总结其演变历程，研究和分析其基本特点，认识和把握其发展态势，对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工作和社会科学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内涵与外延
（一）概念界定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概念和内涵，国内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1.关于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指导思想。王新明、宋建勇、赵丹心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特性初探》中认为，“社科规划工作是党和国家对社会科学进行规划、引导的重要手段，其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是党和政府对社科规划工作的基本要求。社科理论研究中长期规划、社科规划研究课题指南的确立，首先是要看指导思想是否正确；社科规划研究课题能否立项，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能否结项、出版（发表），首先也要看指导思想是否正确。”[1]
2.关于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主要内容。金夏在《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中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规划，其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具体目标、研究项目、研究机构和研究经费等；课题规划，其主要内容包括指导思想、研究重点、选题范围、审定程序和资助经费等。”[2]《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提出：哲学社会科学要在研究我们党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研究重大现实问题、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组织实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工程和重大项目、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提高国家社科基金管理水平等八个方面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3.关于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功能和作用。李国强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发展历程》中认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社会科学研究管理的重要环节，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长远设想和总体设计，是一种战略性的全局部署方案。”[3]徐之顺在《社科规划与社科研究》中认为，“社科研究规划是一项具有政策导向性、宏观协调性和激励性的工作，它对社科研究事业具有‘统筹’、整合和协调的作用。”[4]
4．关于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方法与手段。郭武斌在《关于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管理工作的思考》中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即课题的研究由实际工作者、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有关主管部门领导三方面组织协作，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管理部门出面牵头，实行跨学科、跨单位、跨部门、甚至跨省区的组织协作，形成合力。”[5]
国外也非常重视社会科学规划，许多专家把社会科学规划看作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各种智库、基金就是社科规划的具体载体和平台，扮演着组织、管控的角色，其社会科学规划涵盖了引导和管理社会科学研究、推进社会科学学科杂交化与整体化、“以问题为中心”设立项目课题等内容，在国家战略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策略确定和实施、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调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资本主义运动的重要支撑力量。
综上所述，国内外虽然对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指导思想、研究目标、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功能作用、研究方法手段等进行了阐释，但主要是从工作层面展开的，而且没能给出全面和确切的定义。如果不能准确把握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概念，就无法进一步对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内容、范围等作出准确的细分和整合，就不能对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子规划及其相互关系、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外部关系等作出准确的判断，最终影响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战略部署和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准确界定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内涵，必须首先了解社会科学规划与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关系。社会科学规划是指通过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研究项目、学科建设、研究机构、研究手段、队伍结构、人才培养和事业经费等的指导与管理，以及对社会科学发展和研究的长远设想和总体设计，实现社会科学繁荣与发展的一种战略性的全局部署。社会科学规划由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和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两部分组成。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是指通过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规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设立和筹措等的指导与管理，实现社会科学发展的总目标、总任务，达到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目的的战略部署。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是社会科学规划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根据上述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相关阐释，以及对社会科学规划和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关系分析，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就是：通过对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科研机构、人才队伍、工作阵地、成果运用等进行谋划和安排，实现社会科学所承担的功能和任务，达到促进社会科学自身和服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总体目标的战略决策及实施方案，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权威性。
（二）内部关系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主要由项目规划、机构规划、队伍规划、阵地规划、运用规划等子规划组成，如图1。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内部关系，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内部所属子规划之间的相互关系，即项目规划、机构规划、队伍规划、阵地规划、运用规划相互间的关系，如图2。
项目规划是主体。它处于五个子规划的中心地位，其它四个子规划都围绕项目规划而存续。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是通过项目和课题的规划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目标、任务的，只有优先考虑设置好项目规划，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其他子规划才会得到很好地考虑和设置。所以，项目规划与其它四个子规划既是并列关系，又居中心位置。
机构规划是基础。与其它四个子规划相比，机构规划处于基础地位。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历史演进过程来看，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繁荣程度是与社会科学科研机构的设立与否、独立程度密切相关的。我国社会科学科研机构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地位较低到地位较高、从依存于自然科学机构到与自然科学机构并重的历史发展过程。目前，随着社会科学地位的不断提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成为了与自然科学机构地位相当、并驾齐驱的“两驾马车”之一。只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作组织基础，项目规划才得以更好地管理、指导与落实，才能进一步制定和实施好人才队伍、研究阵地和成果运用等规划。
队伍规划是关键。项目规划问题解决了，机构规划也完成了，人才队伍问题成为关键，他们是执行主体。只有人才队伍得到很好的规划与配置，才可能完成项目规划的研究任务，才可能借用研究载体与阵地推动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才可能使研究成果得到转化和应用。实践证明，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众多人才的力量，需要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需要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需要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
阵地规划是支撑。研究阵地为社会科学提供研究、发布、展示的平台，主要包括社科研究基地和研究载体。社科研究基地是科研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是聚集和培养优秀学术人才、组织高水平研究的新型科研组织，在带动社会科学发展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科研究载体包括社科研究成果发布实施的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只有建立完善的阵地规划，项目规划才得以落地和有效实施，机构规划确定的管理和服务才会落到实处，队伍规划所聚集的研究人才才有了用武之地，运用规划的成果应用或转化才有了依靠和保障。
运用规划是目的。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落脚点，运用规划是对社科研究成果转化的整体部署，是促进学科发展、推进社科普及、服务党政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的重要措施。在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所属的五个子规划中，它处于终端，是评价其他四个子规划运行效果最有效的检测标准——项目规划的价值大小要靠运用规划的目标要求来衡量，机构规划的绩效多少要靠运用规划的完成情况来证明，队伍规划的成果优劣要靠运用规划的实现程度来评价，阵地规划的运行好坏要靠运用规划的需要层次来定位。
总之，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五个子规划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处于不同的地位，又相互依赖、进行功能互补，共同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有机统一体。
（三）外部关系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外部关系，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与外部相邻的各种规划间的相互关系，即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与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文化发展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相互间的关系，如图3。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与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关系。国家和地方首先作出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然后再作出社会科学的研究规划，二者统称为社会科学规划。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是一个“大规划”，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是一个“小规划”。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对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具有宏观导向和指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以发展规划为依据；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是通过研究规划实现的，换句话讲，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通过项目规划等具体落实发展规划的目标和任务，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科学的总目标、总任务。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与文化发展规划的关系。文化发展规划是指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对某时期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总思路、总目标和总任务作出的总体战略规划。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是落实文化发展规划的具体规划，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子规划。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侧重于社会科学领域，对社科研究事业具有统筹、整合和协调的特征，而文化发展规划则对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文化发展进程和任务作出全面部署，分阶段实现近期目标与终极目标的内在衔接，逐步实现文化发展总体目标。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关系。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是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纲要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性文件，统筹安排和指导全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工作。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相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文化发展规划三者来说，是“总统领”、“总部署”，仅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与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二者关系来讲，前者对后者具有战略指导、战略规划的意义。
二、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演进及特点
我国科学文化悠久深厚，社会思想博大精深，但是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却产生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体系，都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这既是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社会科学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是为什么我们致力于社会科学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据所在。
（一）新中国成立前：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孕育和萌芽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人文社科类研究盛极一时，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留下了诸多文化典籍，这为后来官修史书、国家主持大型文献整理、形成经史子集四部等“规划”活动奠定了基础。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长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到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儒佛道三教合一风气之先；从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受命主持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群书工作，编辑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到清朝乾隆皇帝亲自主持、历时十三年编成《四库全书》；从中国古代史馆开创官修史书制度到清朝乾隆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等等，带有类似“规划”特点的官方活动为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孕育和诞生提供了胚胎和丰富养料。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随着中国国门打开而发展起来，社会科学体系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逐渐形成。民国时期，掀起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高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实质性启动，奠定了我国现代社会科学体制的始基。20世纪30、40年代，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开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翻译和研究社会科学，结出了累累硕果，产生了像鲁迅、郭沫若、艾思奇、冯友兰、李达、马寅初等有影响的学者。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纷纷兴起，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力作，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郭沫若的《青铜时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马寅初的《经济学概论》、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等。
在这个阶段，古代和近现代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包含社会科学因素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由此在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内外交和中逐渐产生了中国社会科学。与之相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也在孕育，总体上具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内容以引入、推介和传播为主，二是活动以个体、分散和自发为主，三是管理以区域、单位和民间为主。因此，尽管从国家层面上看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为以后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也做出了尝试、积蓄了资源、提供了借鉴。
（二）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奠基和探索
1949年后，我国出现乃至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有政治导向、有组织、自觉的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究其原因，一是计划经济下的计划组织形式对社会科学提出了新要求。建国后特别是经过三大改造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为摆脱西方国家的封锁，加上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中国作出了向与意识形态相同的苏联计划经济一边倒的选择。同时，中央根据对计划经济组织形式缺乏认识的局面，决定提速社会科学的研究，便加紧了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进程。二是建设崭新的社会制度、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需要。三大改造结束以后，中央于1956年开始制订发展繁荣社会科学的研究规划，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指导和服务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而达到稳固社会主义新政权的需要。三是引导知识界、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为了使知识分子尽快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中央研究制订了比较全面的包括9大学科门类的全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其中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这些知识分子开展对社会科学研究，逐步改造自己的思想，引导他们尽快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来。四是管理新中国各项社会事务的需要。成立之初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中央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决定制订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指导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工作经历了起步、探索和挫折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从1949年至1965年，这是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起步和探索时期。这个时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1956年制定了包括9大学科门类的比较全面的全国规划；二是1962年制定了中央直属研究机构和18个省市所属研究机构的10年规划。后期是十年“文革”，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受到严重挫折的时期。该时期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全面中断，相关研究和管理机构撤销、停止活动，只有少数学者对社会科学自发地进行着个体性研究。
尽管如此，经过不懈探索和努力,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还是取得了初步成效。1950年成立新中国第一所文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955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从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建立了15个研究所，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了37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6]。这期间，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逐步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体系，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理论著作，仅编著出版的大学文科教材就达100多种。这就使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本阶段，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工作呈现出四个主要特点：
1.指导思想的统一性。1956年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指导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乃至整个文化事业繁荣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提供了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双百”方针的辩证统一，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则兴，否则就会遭受严重挫折。本阶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基础工作的实体性。建国初期，全国成立了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挂靠在中国科学院。尽管领导组织还是挂靠性质，但社会科学的规划和发展第一次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实体和管理机构。就地方而言，随着1958年上海成立第一家地方性的社会科学组织协调机构——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江西、黑龙江、湖北、湖南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社科联，组织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和规划工作。
3.顶层设计的前瞻性。1956年，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制定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12年（1956-1967）远景规划，第一次用规划形式提出了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科学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这个12年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是一个具有纲领作用的国家规划，对推动“文革”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改革开放后建立和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体系作了有益的试验和探索。
4.发展过程的曲折性。一方面，国家层面从事社会科学规划管理的机构没有从自然科学规划机构中独立出来，在1958年规划委员会改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之际，也未及时成立全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管理专门领导机构。另一方面，由于采取一边倒政策，完全学习前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体制、项目内容等也完全照搬前苏联模式。尽管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规划管理方面也作了一定努力，但随着“文革”期间“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漫延，社会科学研究既无“规”也无“划”，可谓历经磨难、负重前行。
（三）改革开放至今：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恢复和发展
“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全面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双百”方针进一步贯彻执行，我国社会科学及其研究规划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主要分为三个时期:
1.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恢复发展时期（1977-1982年）
在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下，我国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1977年，中央批准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春天，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社会科学研究及其规划的春天来临。1978年秋天，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预备会议成功召开，制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八年(1978—1985)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1982年10月，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会后成立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制定并核查计划中若干重大科研项目执行情况。以本次会议为标志，1982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极为重要的一年，也是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极为重要的一年。
该时期全国各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规划管理机构逐步得到恢复或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由建院前的13个发展到了32个；29个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文科研究机构在1982年达到了94个，各级党校、干部学校，一些政府部门和大企业，也开始建立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各文科或综合性高等院校加强和完善了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文革”期间停止活动的各地方社科联相继恢复活动，贵州、陕西、重庆等地也先后成立社科联，开展社科研究规划工作。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有了较快发展，学术活动、学术交流日益活跃，学术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有了很大进步。
2.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快速发展时期（1983-1999年）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许多有关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和意见得以落地，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1983年，全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领导小组成立。1986年，国家设立社会科学基金。1989年，国家设立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基金。1990年12月，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其中第33条强调:“要加强和制定社会科学规划，切实注意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和提高。”1991年4月，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和社科基金管理工作转由中宣部主管。1991年6月，中宣部正式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执行和落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及相关工作。自此，长期由研究机构代管的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开始归由党委部门主管，对加强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指导管理和统筹协调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研究导向正确，主旋律鲜明有力，总体态势积极、健康、向上，在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研究回答事关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推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优秀成果，为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发挥了先导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该时期出版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近13万部，发表学术论文近100万篇，形成研究报告近13万份，还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资料、工具书、古籍整理和理论文章等。
3.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全面发展时期（2000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多次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表重要讲话或作出重要批示。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启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5月，中央政治局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内容进行集体学习。2005年5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建设的意见》。党的十七大明确要求“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党的十八大提出进一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
这个时期，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改革创新、换档升级，得到了全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确保“两个巩固”；二是开展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理论支持；三是强化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推动理论创新、文化传承和学科建设；四是加强学术交流和理论队伍建设，培养社科研究优秀人才；等等。以重庆为例。重庆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社科研究规划工作，相继做出一系列举措。在发展规划方面，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召开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制定“十一五”、“十二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规划。在项目规划方面，重庆市社科联以各类市级项目为杠杆，积极引导各社科单位差异化发展自设项目，以团队力量高水准争取国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工作取得跨越式发展，立项数量和资助总额从直辖初的1项、5万元，发展到2006年的50项、412万元，2014年的156项、3145万元；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类别基本齐全，屡屡实现重大突破。在机构、阵地、队伍规划方面，重庆经过多年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阵地基本形成体系，涵盖了大专院校系统、社科院等专业研究系统、党校干校系统、地方党政部门研究系统和各学术团体系统，汇集了全市绝大部分社科研究人员和研究团队，在社科研究中起着中坚和主力军作用。在运用规划方面，据不完全统计，重庆每年产生数以万计的研究成果，开展成果运用转化活动数千场次，向各级党委政府提供调研报告和决策建议数千篇。
改革开放至今的三个不同时期，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呈现出五个鲜明特点：
一是引领作用越来越强。一方面，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地位不断提升，到了与自然科学研究规划并重的国家战略层面。党和国家不仅专题研究社会科学发展和规划工作，还相继出台一系列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举措，这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恢复、发展和作用发挥提供了根本保证。另一方面，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伴随社会科学及其研究规划快速全面发展，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以及社会各界日益认识到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并在各项工作中，更加自觉地把握和运用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指导社会科学研究、引领社会科学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得以不断凸显并充分发挥出来。
二是实践特色越来越浓。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社会科学发展需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确保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发挥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紧密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实践不仅成为研究规划的来源，而且贯穿于研究规划的全过程，更是研究规划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因此可以说，实践特色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规划最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是整合力度越来越大。从各地社会科学院普遍建立到全国31个省区市社科联陆续挂牌，从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到各地组建社会科学规划机构；从开始的机构发展到目前的机构、队伍、阵地、项目、运用等多位一体发展，从部分学科发展到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从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导到全国各层级社科基金全面开花，从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到重大招标、成果文库、中华学术外译等项目设置，从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到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等等，研究规划整合资源的载体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好，已经成长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四是工作方法越来越新。紧随改革开放的强劲步伐，我们大力推进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体系、学术话语体系和科研组织管理体系创新，项目实施从“重立项”向“重结项”转变，研究评价从“重成果”向“重效果”转变，成果运用从“重发布”向“重接受”转变，队伍建设从“重个体”向“重团体”转变，科研管理从“重人工系统”到“重智能系统”转变，管理体制从“重归口”向“重统筹”转变，等等，不断丰富和发展各项子规划，不断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管理方法创新，不断深化对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集聚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创造活力。
五是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从研究机构代管到党委部门主管，从逐渐脱离自然科学系统到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从各级出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意见到定期研究联系社会科学工作；从文化发展规划到社会科学发展及研究规划，从远景规划到长期规划、中期规划和年度规划相结合，从纵横分向发展到纵横研究有机统一；从建立科研组织管理制度体系到项目管理、成果评奖、社科普及等社科工作立法，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普遍设立到资金投入的跨越式增长；等等，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创了崭新局面，基本形成了统领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发展的制度框架、运行体系和良好发展态势。
三、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思考和展望
（一）理性思考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历史演变及发展特点，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想材料和实践经验。着眼社会科学的使命和愿景，围绕“发展”、“研究”、“规划”三个主题词，本文从规划理念、规划对象和规划方法等视角，辨析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的三个“双向互动”关系，试图得到进一步增强其科学性和实效性的几个重要启示。
1.在理念上，要把握“科学发展”与“发展科学”的双向互动关系
“科学发展”是偏正词组，“科学”为副词和形容词，表示事物的状态和属性；“发展科学”是动宾词组，“科学”为名词，表示事物或现象。显然，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为前者，即通过科学地发展、实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科学才可能进步到什么程度；社会科学进步到什么程度，社会发展才能够科学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社会要科学的发展、科学地发展，就必须发展社会科学。缺失了社会科学的社会，一定不是健全的社会；不发展社会科学的社会，一定不是科学发展的社会。一言以蔽之，社会发展的科学性质及其科学程度，一定来自于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和应用程度。所以，胡锦涛同志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可以认为，正是对“科学发展”与“发展科学”之间这种互为因果的“双向互动”关系的深刻把握，才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设定了先进的科学发展理念。
所以，社会科学需要得到科学的发展。科学地发展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要义和根本、职责和使命。从前面的回顾和思考中，至少可以得到这么三点启示：其一，要尊重和遵循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社会科学，既是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社会对社会科学具有决定作用，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根源于经济社会基础，社会科学的性质、发展方向和水平也由经济社会发展所决定，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其二，要发挥和把控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一方面，不管这种反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但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不能否定、更不能回避；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就是要肩负起“两个巩固”历史重任，让社会科学尽可能提供正能量、发出好声音，尽可能避免其消极面和副作用，体现社会科学的巨大价值。其三，要改革和创新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方式方法。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与社会科学及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只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重视和发展了社会科学，社会就发展得快、发展得好，即发展得科学；反之，社会就可能走入歧途，要么附庸风雅、劳民伤财，要么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最终也损害社会科学自身。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是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关键所在。
进而言之，也正是“科学发展”与“发展科学”互为因果、辩证统一规划理念的成功演绎，我们树立起了对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三个自信”。第一，是对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自信。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形成的社会科学及其研究规划体系，与我国社会科学发展需要是基本适应的，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同频共振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是高度一致的，也完全契合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第二，是对社会科学重要功能的自信。人类社会几千年、社会主义五百年、科学社会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社会科学作为社会前进的“发动机”和“制衡器”，与自然科学及技术一起，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能够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价值导向、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科学指导思想的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应运而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思想成果，更是指导社会科学持续健康发展的思想武器，已经、正在并且必将继续引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助推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这“三个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体现，有助于进一步坚定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2.在对象上，要把握“科学研究”与“研究科学”的双向互动关系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形如华莱士“科学环”中的两个半环：从观察到理论的半环，以客观事物或现象为对象，通过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建构的过程，可以称之为以“应用研究”为主的“科学研究”，就是使主观符合客观、理论符合实际，使理论具有真理性；从理论到观察的另一个半环，以已经形成的理论为对象，是对理论的检验和证明，可以叫做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研究科学”，就是让理论能够自圆其说、逻辑自洽，使理论具有科学性。双方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动态平衡的社会科学研究整体。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人类所特有的主客体“双向互动”的一种科学实践活动，既要注重“科学研究”,更要搞好“研究科学”。
所以，社会科学需要得到科学的研究。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规划的成功实践，给予我们三条重要启示。其一，要在“实”与“虚”之间保持足够的张力。古人治学崇尚“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今人求学注重“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总是在“虚”“实”两极之间挥洒才情。“科学研究”从实际问题出发，最终落脚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重在寻求具体对策的“务实”；“研究科学”从理论问题出发，侧重于分析和批判现有理论的缺点和局限，是重在寻找普遍规律的“务虚”。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摸着石头过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从“中国梦”理念到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等等，莫不是社会科学研究“虚实相济”的丰硕成果。其二，要在“动”与“静”之间保持旺盛的活力。现象是变化的、对象是转化的，本质是稳定的、能量是守恒的。一方面，规划工作量力而行，使“科学研究”与“研究科学”并行不悖，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此起彼伏、各领风骚的状况；另一方面，社科战线尽力而为，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可以认为，正是有了规划出来的几片“森林”以及所形成的稳定生态，才孕育了众多“树木”的千姿百态。“动静相宜”，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的远见卓识，更是提供了“稳中求进”的“定海神针”。其三，要在“有”与“无”之间保持强大的定力。事物分为“有用之用”即具体工作中的有用，和“无用之用”即抽象思维中的大用。社会上重工轻理、重理轻文、重术轻学等等现象，皆是以偏概全的迷误所致。在哲学领域，与方法论相比，价值观为“无用之用”；在科学领域，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为“无用之用”；在社会科学领域，与“科学研究”相比，“研究科学”为“无用之用”。“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去“研究科学”、不会“务虚”，失去方向判断和价值支撑，人类就只能暗夜徘徊；反过来，就会迟滞于形而上学的纸上谈兵、空谈误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就是要让社会科学从容不迫、厚积薄发，在“有无相生”中绽放出穿越时空、烛照古今的理性光芒。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的“三抓”谋略，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指明了三个维度。第一，抓准重大研究。就是要从我国现实需要及社会科学发展态势出发，分析研判、选择锁定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等重大领域，以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带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面推进。第二，抓紧尖端研究。就是要走在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前沿，引领未来和国际学术潮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秉持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提高“中国创造”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第三，抓稳基础研究。就是要以“学会为基、学者为本、学科为体、学术为魂、学风为要”，加强基本理论研究、基本价值构建、基本素养培育，增强自主创新源头供给，提升原创能力和整体水平，筑牢理论发展根基。这三个方面密切关联、相互融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链条：重大研究在基础研究与尖端研究的推动下得到发展，尖端研究在基础研究与重大研究的支持下得到发展，基础研究在重大研究和尖端研究的应用中得到发展。所以，我们是在自觉践行恩格斯的至理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3.在方法上，要把握“科学规划”与“规划科学”的双向互动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著名论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论断所蕴含的科学思想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管理实践。从本质上看，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也是一种主客体“双向互动”的管理实践活动：我们既是认识主体，又是价值主体；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既制定规划，又推行规划。里面包含两个互动环节：根据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和特点，按照设定的原则、方针、目标和目的，形成一个由各要素有机构成的规划蓝本，这是通过“认识世界”得到的以基本原理为核心的“规划科学”，指导我们“做正确的事”；根据规划蓝本，进行整体运作和宏观调控，促成设定的原则、方针、目标和目的的实现，这是通过“改造世界”得到的以技术路线为核心的“科学规划”，帮助我们“正确地做事”。显然，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但前者是基础、基本和根本，因为在顶层设计中，认识论和价值论始终是比方法论更为重要的，立场的是否正确决定观点的是否正确，观点的是否正确决定方法的是否正确；如果不是正确的事情，哪怕做得再好，都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科学方法的异化。
所以，社会科学需要得到科学的规划。纵观我国社会科学发展和规划历程，这种科学思想和方法也贯穿始终并不断增强。通过回顾和总结，我们可以收获三点启示：其一，要以现代系统观固规划之基，在多样性中谋求共识。把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作为一个系统加以“观照”、研究和发展，是现代社会一种极为重要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以现代系统观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就是顺应社会科学整体化和高度综合化发展趋势，从系统的整体观念出发，不受规划系统内丰富多彩的要素及其变化所迷惑，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所禁锢，分析众多发展参数和复杂变动关系，在要素的增减、调整、整合中探究特点和规律，从而推动研究规划的静态和动态、时间和空间、自成体系和开放包容的平衡统一，也就是让“宏观”统领“微观”，保持研究规划的完整性，一张蓝图抓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凝聚研究共识，积累社会科学正能量，激荡起影响和创造历史的万丈豪情和磅礴之力。其二，要以科学发展观健规划之体，在多变性中把握方向。社会科学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速度加快、规模扩张和数量增长，更在于结构更新、体制创新和质的飞跃。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社会科学为第一要义，以为人民做学问为核心立场，掌握体制发展规律和结构优化趋势，“十个指头弹钢琴”，全局指挥若定，兼顾游刃有余，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各层次、各阶段协调发展，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良性互动，也就是让“主观”把握“客观”，保持研究规划的正确性，清醒认识研究及其规划的变和不变，胆子大、步子稳、方向准，“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其三，要以核心价值观强规划之魂，在多元性中坚持主导。核心价值观是价值上的最大“公约数”，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价值支柱。研究规划坚持核心价值观，就是在价值碰撞、思想交锋、文化激荡愈来愈激烈的社会转型期，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政治与学术、个人与群体等等之间，不同形态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面前，提倡社科研究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目的性与规律性、价值原则与科学原则的内在统一，在规划功能发挥、调整、正向和协同中，牢牢掌握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坚定主心骨、高扬主旋律、唱好主题歌，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也就是要让“乐观”战胜“悲观”，保持研究规划的坚定性，使社科研究“敢于啃硬骨头”、“涉急流险滩”，咬定青山不放松，立定潮头唱大风。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是“施工图”，也是系统工程。面对政府要求、群众需求和学者追求，建立完善定向、动力和保障三个环环相扣、相互促进的功能性系统，是研究规划不容回避的使命担当。第一，建立定向系统，实现发展目的与工作目标的辩证统一。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有很强的目的性和目标性。目的是想要达到的结果，其内涵贯穿于各具体目标之中，具有主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目标是想要得到的成果，具有客观性、多重性和多变性。目的的最终实现，依赖于各个目标的全部完成。建立研究规划的定向系统，就是要下好发展“先手棋”，让社会科学充分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把规划创新作为常态，以发展目的与工作目标激励社会科学研究活力竞相迸发，使一切创造优秀成果的源泉充分涌流。第二，建立动力系统，实现政府主导与专家主体的辩证统一。政府和专家构成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动力系统。政府是规划的责任主体，起主导作用，要在政治导向、政策推动、法制保障、环境营造等领域不缺位，要在研究过程、资源配置、管理机制、学术交流等领域不越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专家是研究的责任主体，起主力作用，要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保证其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和科学务实精神，成为制定规划的参与者、科学研究的实施者、科技创新的推动者和社科知识的传播者。第三，建立保障系统，实现工具思想与底线思维的辩证统一。工具思想与底线思维分别蕴含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本质上看，研究规划坚持工具思想，是力图使学术自由发展，多出“好事”；坚持底线思维，是确保政治方向把控，不出“坏事”。建立研究规划的保障系统，就是要以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改革思维方法和科学的思想工具，谋发展全局、增研究活力，图科学治理、聚研究合力，把握大势、着眼大事，运筹帷幄、防微杜渐，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方法，确保最小利益、追求最大效果。只有既坚持工具思想又坚持底线思维，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才能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社会科学发展才能“蹄疾而步稳”、“勇毅而笃行”，天地无限广阔、风景一片大好。
(二)未来展望
回顾让印迹厚重，思考使脚步坚定。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已站在一个崭新的起点。展望未来，需要进一步把握好改革全面深化、文化多样化、知识综合化、管理集约化、品牌标准化和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围绕“科学”这条主线，更加重视“问题导向”、“国际影响”、“交叉融合”、“技术升级”、“成果质量”和“人才培育”等，以促进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和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1.把握改革全面深化趋势，更加重视问题导向和全局意识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与之相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面临着新一轮改革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规划是坚持“学科导向”，还是突出“问题导向”，成为我们回避不了的首要问题。“学科导向”具有明显的管理学思维，更强调学科分类和均衡发展，有利于推进传统学科建设，但易囿于各学科闭门发展的小圈子，不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和新学科产生。“问题导向”具有明显的社会学逻辑，更突出研究针对性，更强调社会效益，既指向学科本身发展问题，又指向经济社会领域问题，具有全局视野。因此，一些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已逐步偏重于“问题导向”，即使仍实行“学科导向”模式的省市，也开始强调“问题”意识和战略思维。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趋势、新常态下，更加重视“问题导向”和全局意识已经成为共识。为此，我们需要注重问题的三个方面。一是注重问题的本质性。问题表现为现象，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既产生于实践又解决于实践，需要从空间上看到其大小与轻重。进而，因为问题来源于实践，规划必须强调研究的实地调查，找准问题的缘由，摸准问题的实质；因为问题解决于实践，规划必须强调成果的可操作性，推动问题的解决，实现规划的目的。二是注重问题的阶段性。问题的阶段性主要体现在问题产生的时期和解决的时限，需要有敏锐的时间和时机意识。这就要求强调规划的导向性和前瞻性，引导理论研究多做一些苗头性和预见性研究，既为预防问题的产生提出方案措施，又为解决发生的问题做好知识储备。三是注重问题的多样性。问题的多样性主要在于产生根源和环境条件的综合性、复杂性，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综合谋划。项目规划在强调选题的导向性和选择性时，要更加尊重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的自主性，兼顾研究问题的全面性；基地规划要防止研究方向单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资政研究三类基地要统筹规划，防止顾此失彼；运用规划要统筹处理好“党政决策需求”、“群众生活需求”、“理论自身需求”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在研究、传播和队伍建设中分类开展。坚持问题导向，不是“为问题而问题”，更非见缝插针、杂乱无章，而是树立全局意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条不紊、分门别类地推进研究规划。
2.把握文化多样化趋势，更加重视国际影响和国际合作
当前，国际上各种思潮和流派，社会上各种思想和观念，既此起彼伏又更新换代，不仅影响社会发展，而且冲击着社科理论研究。以国际学术话语权为例，目前，西方国家已抢先一步占领世界学术舞台的主导权，后发展国家正奋起直追。经过努力，我国在国际社科研究大舞台中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利”，不过要赢得更广泛的“话语权力”还任重道远。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国情、关注世情、熟悉民情，加强话语权建设，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社科研究在国际社会、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为此，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要在国际视野、国际交流和传播能力三个方面再下功夫。一是树立国际视野。选题规划要紧扣时代脉搏，瞄准国际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把眼光投放于国际“义利观”、“两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国与拉美关系”、“中国—东盟合作”、“全球生态环境建设”等具有国际视野的课题，努力推出具有世界价值的研究成果；阵地规划要着力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社科理论研究数字化平台，推动建立全球社会科学专家数据库和学术成果检索平台，努力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地位。二是加强国际交流。要全面建立与国际学术组织之间的信息协同和对话沟通机制，加大成果和人才“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力度，推进全方位、多层面、实质性的学术对话，发出“中国声音”、亮明“中国观点”、讲好“中国学术”，既增强中国社科研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认同度和影响力，又催生更多具有国际影响的社科领军人才，从“人”和“物”两个方面提升国际学术实力。三是提高传播能力。在传播方式上，一方面要尊重、学习和使用国际学术通用规范，另一方面要建立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推动“中国标准”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在国际对话中讲好“中国话”；在传播载体上，不仅要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广播等传统介质，而且要把网络、手机、数字电视、IPIV、博客和播客等新一代传播载体纳入研究规划视野，并推动新老媒体加速融合发展；在传播平台上，要在继续加强孔子学院建设的同时，依托现代传播体系，打造具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中国学术传播平台，推动实现国际“话语权利”向“话语权力”、“学术大国”向“学术强国”的飞跃。
3.把握知识综合化趋势，更加重视学科拓展和交叉融合
随着科学知识日益走向综合化、人才需求日益走向复合型，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专业分化和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所以，研究规划必须充分发挥其整合和引导作用，在承认和保持专业分化差别的基础上，革新方法，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学科，大量采用跨专业、交叉专业、整合专业的规划方式。
为此，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要突出跨学科发展，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努力在深度、宽度、高度上促进学科拓展和交叉融合。一是挖掘深度。根深才能叶茂。一方面，要求研究人员具有深厚的研究素养；另一方面，要求学科自身具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因此，研究规划在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的时候，不要单纯“为融合而融合”，而要尊重各学科本身发展规律，从纵向上增强学科发展厚度，把学科的深度交融建立在学科的深度发展基础上。二是拓展宽度。既要注重学科覆盖面的宽度，又要注重规划视野的宽度，既要分进合击，又要全面立体。项目研究要打破学科的篱墙，不仅鼓励人员组成多学科性，而且鼓励研究方法多学科性；项目规划要加大综合性、跨学科项目的数量和比重；阵地规划要大力发展跨学科研究中心，创建各类综合性研究智库和基地；队伍规划要致力于培养基础宽厚、学科面广、知识跨度大和适应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学科规划要不断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引入综合、交叉、前沿学科，努力促进专业整合与知识融合。三是提升高度。跨学科并不是无学科，学科交融不是在学科规划领域摊大饼，而是提升学科品质，推进学科发展进入更高层面。因此，研究规划要遵循辩证发展规律，推动理论研究在学科交叉和碰撞、知识交融和汇集中不断充实学科内容、丰富学科构成，促进新学科、新知识产生，推进学科建设上档升级，达到新的高度。
4.把握管理集约化趋势，更加重视机制改善和技术升级
为提高效率与效益，现代管理已逐步向集约化的方向发展。作为学术研究管理方式之一，社科研究规划集约化水平还不高。以项目规划为例，目前国家层面有国家社科基金各类别项目及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等单列学科项目，有教育部、科技部等各部委项目，项目设置相对分散，集中度低；在地方，宣传部、社科联、社科院等各个部门均分别开展或纵向或横向的项目工作，导致立项标准、评价标准和结项标准不一，重复立项、重复研究时有发生，集约度低。同时，管理方式还较为传统，服务能力和效率有待提高，未能有效地把网络科学和数据科学等现代科学思想和技术应用到研究规划实践。
为此社科研究规划要做好机制性改善、大数据管理、全方位服务三篇“文章”，切实提高管理质量和服务效果。一是推进机制性改善。要逐步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协同配合、成果需求单位委托、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统一组织开展的项目统筹规划机制；要改进成果鉴定机制，全新设计研究成果鉴定体系，推出全国统一的成果鉴定办法和标准；要建立和完善成果创造及转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继续推动将社会科学纳入国家和地方的“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在成果评奖中单列转化优秀成果奖。二是推动大数据管理。要充分利用网络数据不断完善规划工作体系，推动社科规划管理网上作业；要构建基于数据的、开放协同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对区域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人才、阵地、机构、运用等各方面数据，进行全方位的动态采集、建档入库，形成完整的数据储备；要把单纯数据库建成知识库，把单纯数据管理转变为知识管理，把一般信息管理转变为全方位信息服务；要统一全国规划管理数据标准，促进数据共享。三是推重全方位服务。要加强对社科研究的调查研究，切实掌握社科研究发展规律，做好项目、人才、平台和转化等子规划，为理论研究提供工作服务；要不断拓展成果转化渠道，加大研究成果报送力度，努力为党政决策提供智力服务；要促进社科知识普及常态化和基层化，不仅对科普文字作品立项，而且对科普行为作品（讲座、论坛和活动等）进行立项，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知识服务。
5.把握品牌标准化趋势，更加重视成果质量和诚信建设
诚信是质量的前提，质量是诚信的保证。美国学者约翰·扬更是断言：“在今日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忽视质量问题无异于自杀”。诚然，当今时代，追求诚信和高质已经成为个人、单位乃至国家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与应用脱节、发表与转化等同、阐释重过预测等现象，学术不端也时有发生，这造成研究成果质量增长低于数量扩张，影响了成果进入决策层和实际部门，降低了成果商品化和社会化程度，妨碍了成果向生产生活领域转化并发挥作用。
为此，我们要注重研究项目这个“点”、纵向规划这条“线”、社会氛围这个“面”，通过提高工作质量和服务质量推动成果质量的整体提升。一是注重研究项目之“点”。研究前突出选题策划，引导社科界紧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重大部署和决策的重点，以及重大社会热点和难点开展理论研究，努力使选题贴近实际、生活和群众的需要。同时，注重几个关节点：研究中严格全过程管理，强调调查研究，并设定实地调研硬指标；结项时对应用类成果设置应用转化指标、对资政类成果设置决策采用指标、对普及类成果设置群众接受指标、对项目申报单位设置成果优秀指标，以推动社科研究提出科学对策、进入党政决策、形成有效政策，从而到社会各界认可。二是注重纵向规划之“线”。顶层设计上，要做到总体规划与具体规划、阶段性规划与长远性规划、规划制定与规划落实的有机统一，推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阵地、机构、队伍在国内外有影响、在社会上有地位、在群众中受欢迎；系统整合中，要以项目规划为纽带整合各子规划，使社会科学研究在项目、机构、队伍、阵地等方面都均衡发展，同时以项目规划为基础，为其他各子规划做好理论论证、资料收集和发展预测的先期储备，推动研究规划整体质量提升。三是注重社会氛围之“面”。项目研究方面，要强调“契约精神”，严格按“立项协议”进行研究，严禁省略程序，杜绝偷工减料；结项鉴定方面，要强调言之成理、言之有据，严格学术查重和公示制度，增强研究依据和理论观点的可信度；产权保护方面，要建立学术腐败惩处机制，注重学术惩处和法律惩罚兼用，从而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学术研究氛围。
6.把握治理现代化趋势，更加重视平台建设和人才培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管理相比，虽仅有一字之差，社会治理则内容更为丰富，包容性更强，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随着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也将逐渐抛弃单一主体管理模式，更加强调多元、民主、参与，更加注重互动性、立体化以及管理与服务的融合，更加关注机制化建设和人的发展。
为此，我们要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和要求，既筑好“平台”，又育好“人才”。一是建立全国性规划平台。内容上，要包含国家项目申报和管理系统、全国社科优秀成果库、全国社科优秀人才库（理论研究和社科普及人才）、社科成果检索系统、社科理论大众化平台等；管理上，不仅要实行动态管理：适时采集数据，适时更新内容，而且要实行分级管理：国家统一标准，国家和地方分设权限。二是扶持成果转化载体。书刊方面，地方社科研究规划机构要仿效国家有选择地资助一批地方优秀学术期刊，要在全国普遍建立起优秀成果出版基金，杜绝有偿刊载和出版，鼓励书刊树立质量意识，推动学术成果发表去“奢侈品”化；普及方面，不仅要使各类社科普及载体在基层越来越多，而且要离群众越来越近，并使之成为产生、培育和凝聚社科普及专家的主阵地。三是完善人才建设机制。要建立人事部门主导、用人单位配合、社科规划部门参与的人才成长机制；要建立以社科研究基地为平台、以人才培育项目为纽带、以老专家带青年人为补充的立体式人才培育机制；要建立政府奖励、用人单位鼓励和社会力量激励互为补充的人才奖励机制；要引入竞争机制，完善用人失察追究、职称评定公示和绩效考核量化等制度，完善各类社科人才使用机制；要放开各类限制，变“单位人”为“社会人”，推动人才优化配置，从而建立起科学的人才流动机制。总之，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制度机制”，打造一批学术高端人才、社科标杆人才、青年拔尖人才和社科普及人才，培育各类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研究梯队、学术团队等等，从而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社会科学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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