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的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理念的提出和部署实施,在中国国家战略设计上具有“返本开新”的重大意义。

2013年9月份和10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至此“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逐渐明朗化,进入了国家化磋商、准备启动和实施阶段。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从历史视角看“一带一路”战略,除了时下热议的外交、交通、投资、物流、贸易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需引起关注,即它还是对中国历史上一直解决不好的西北与东南关系的再平衡。

在题为《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的演讲中,郭成康教授曾特别提到一个历史细节,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第六次南巡来到杭州,颁发了著名的《南巡记》,将他50年来帝王生涯归纳为“做了两件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西师”是指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两次进军伊犁,最后平定准噶尔的战争。“南巡”是指他一生六次到江浙巡视,成功地笼络了当时经济文化核心区的人心。郭成康对此评价很高,“在客观上,也就锻铸了超越千古的大一统丰功伟业,使中国广大地区实现了百年的和平和安定。”

近代以来,各种海盗蜂拥而至,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的战略重点被迫从熟悉的陆地转移到陌生的海上。但实际上,即使在西方列强黑云压城、满清帝国大树飘零的嘉庆、道光年间,一批真正有战略眼光的学者仍在关注着苍茫的大西北,由此还诞生了一门以中国边疆地区的地理沿革、种族关系、行政与武备等为中心的新学术——边疆史地研究。如祁韵士编撰的《蒙古王公表》《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徐松则编撰的《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等,这说明当时一些深谋远虑的学者和乾隆大帝一样具有“西师”的战略眼光。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龚自珍和魏源,前者除了编撰《蒙古图志》外,还写下了充满政治与军事智慧的《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与人论青海事宜书》等。而后来以研究海防知名的魏源,也是从编著关注边疆民族的《圣武记》开始的。原因就在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辽阔陆地和海洋的泱泱大国,它的“西北”和“东南”都是极其重要和不可偏废的。

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高度重视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三线”建设,主要意图之一是要避开帝国主义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并通过一系列的战略规划部署及实施而做到了不辱使命,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打下了强固的地基。在今天仍应客观地说,没有这前30年对内陆地区的战略经略和巨大投入,年轻的共和国就不可能克服帝国主义主要来自海上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后来的一切当然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短暂而不稳定的和平发展机遇终于到来,我国顺势而为实施了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经济开发战略,同样经过了30余年的时间,使自古以来以经济社会繁荣著称的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了经济振兴,成为我国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最核心的支撑体系。不管它造成了多少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一战略的重要性和及时性都不容置疑。这是因为,中国在当今世界所有的底气和尊严,实际上都离不开GDP世界第二这个“物质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的环境、资源、外交、社会、民生等只会更糟而不可能更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于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迅速崛起。看不到这一点,是很短视和可悲的。

当然,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经济开发战略也有问题,在某些方面还比较严重。其最突出和眼下亟待解决的就是东部和中西部的不协调和不平衡,并使整个西北地区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每况愈下。客观而言,任何战略都有不得已之苦衷,也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国家战略不是“救亡”就是“图存”,因此出现考虑欠周、顾此失彼,甚至“挖东墙补西墙”等,均为正常之举,所以最重要的不是“求全责备”或“妄自菲薄”,而是要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和“重新收拾旧山河”的担当,站在时代的地平线上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并奋力开辟新篇章。以“十一五”以来国家先后实施的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代表,中国国家战略已自觉开始了自身的调整、再平衡和新布局。在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的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理念的提出和部署实施,在中国国家战略设计上具有“返本开新”的重大意义。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版图巨大且周边环境关系复杂,但从历史上看,仿佛是中华民族无可逃避的宿命和心腹大患,最需要处理和协调的主要是“东南”“西北”两个方向。从汉到唐,都是如此。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则以乾隆的“南巡”和“西师”总结得最精辟。而古代中国帝王们最关注的西北和东南,又以惊人的历史相似再现于全球化了的当下,它们同样构成了中华民族未来生存和发展的最大挑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尽管在表面上,这两个方向上的问题已经相互替换,原本主要作为“古战场”的西北大漠,今天正遍吹和煦的“经济人文之风”；而原本主要是“杏花春雨”的东南,在当下却成“剑拔弩张”之紧张态势。但从长时段历史和国家战略规划的角度,却未尝不可看作是传统“南巡”和“西师”问题的延续和现代形态。这是因为,如何兼顾和平衡好这两个方向的矛盾和需要,仍是对当今中华民族生存智慧最大和最重要的考验。而“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和快速实施,就是我们民族在当今世界中所能找到的所有路径中最好的一条。进一步说,“海上丝绸之路”既承续着古丝绸之路在唐代以后开辟的新方向,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沿海战略及政策的纵深化,而“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延续了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光荣传统,同时也是对新中国“三线”建设政策与战略的新开拓。如果说“南巡”“西师”和“一带”“一路”有什么重要不同,那主要是由于“换了人间”的缘故而导致了“内容”的差异,简言之,是历史上一直不安宁的西北正在成为我国深远的战略纵深腹地,而传统中素以富饶和平著称的东南却由于风波骤起而鼙鼓阵阵。但无论如何,它们作为中国国家的大动脉和大门户的地位和重要性都不会改变。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在我们今天谋划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时,应充分研究和关注中国古代相关的战略思考和战略经营,以弥补当下主要把它作为一个国际关系问题、经济交通问题等的片面和不足。同时也要明白,和丝绸之路的最初开辟,和汉唐对西北地区的长期经略,以及和唐代在海上另辟蹊径一样,由于自然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社会结构、区域文化传统、发展目标模式差异较大,囊括了中国18个省区直辖市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振兴不可能是平坦的。这需要我们有和张骞当年“凿空西域”一样的勇气和弘毅精神,也要做好不惧艰险和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物质和心理准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